【導讀】今日，內地某知名女星陷入疑似海外代孕產子風波，引發輿論關注。盡管法律明確禁止代孕，人們對代孕問題也是爭議不斷，但地下代孕市場卻長期隱秘存在。而進一步看，代孕問題也折射出當前我們所面臨的人口風險問題。
本文從“風險社會”理論切入，分析了中國人口安全和風險問題。與傳統的風險概念不同，現代風險社會中風險多是被“制造出來”的，是人為風險。作者認為，在解決人口數量與人口結構問題上，越是強調人口數量問題的重要，就可能“制造”出更多的人口結構問題。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由于只顧控制人口數量而引發的人口結構的變化，已經帶來了許多社會經濟負效應，更為未來社會發展埋下了隱患、留下了風險。作者呼吁，我們需要站在人口安全和人口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結構問題，調整現行人口政策，以真正實現“以人為本”，促進社會經濟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目標。
文章原載《中國研究》，感謝作者授權原創發布，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風險社會與中國人口結構安全
??李建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1986年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出版了《風險社會》，提出了“風險社會”的概念和風險社會的理論。貝克認為，現代社會人們面對著諸多與傳統社會不一樣的風險和危機，如核危機、全球變暖、基因食品等?，F代社會所面臨的這些風險和危機源于現代科學技術和技術經濟高度發展，而傳統工業社會陳舊的思維理念與調控模式已難于應對。隨著20世紀80年代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人為事故發生爆炸、90年代初英國瘋牛病爆發與蔓延，以及當前的全球新冠疫情，更是讓人們深切地感受到我們就置身于“風險社會”之中。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全球化已日益深入世界每個角落、“風險社會”日益顯現的大背景下，我國人口學者及政府開始關注“人口安全”問題。所謂人口安全是指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家安全不因人口問題而受到損害，能夠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現的局部或全局性危機。從這個定義出發，中國人口無論是數量、結構，還是素質都存在著人口安全和風險問題。
人口問題特別是數量問題自馬爾薩斯以來，一直被學者們廣泛爭論和關注，特別是二戰以后，發展中國家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人口爆炸”更引起了不少西方學者的深切憂慮。中國有著自己獨一無二的人口歷史和現實，除了毛澤東時代對“人手論”的自信樂觀外，龐大的人口數量規模似乎一直是我們揮之不去的“夢魘”。自20世紀70年代初中央政府開始實施全國性的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特別是80年代初“一孩政策”的出臺，更是顯示出政府要迫切地甩掉人口這個沉重“包袱”的決心。所以，中國也就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對人口生育過程進行強行干預的國家，而這種理性的干預目標就是要盡快實現“富國強民”。
不可否認，我國確實存在著人口安全問題，無論是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人口素質都會影響到我們社會經濟發展目標，都會影響到人的全面發展。目前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又密切相關的人口安全和風險問題常常引起不同的爭論，一類是人口數量規模帶來的安全風險問題；另一類是因為要解決第一類人口數量問題而引發人口結構（廣義的結構概念）的安全問題。對于人口數量問題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認識，一般認為龐大的人口數量對人均GDP的提高，人均資源占有量，特別是對資源環境的保護都有著負面影響。就目前人們的認識水平來看，人口數量帶來的風險基本上被認為是可預測的、是可確定的。但是，人口結構風險，從風險理論的視角看，這種人為干預“制造”出來的風險，它是不確定的、是潛在的，可能具有更大危害性。這種因為過度預防人口數量風險而被“制造”出來的風險類同于貝克、吉登斯所說的風險社會中的風險，值得我們關注，也更需要我們及時預防。下面我們就著重討論這種被人為制造出來的結構風險問題。
▍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風險
在諸多的人口問題中，人口與（經濟）發展通常是我們最為關注的首要問題。關于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爭論自馬爾薩斯1798年發表人口論以來，就一直沒有停息。除馬爾薩斯經典的人口與生活資料的關系論述外，20世紀60、70年代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論、羅馬俱樂部的增長極限論等以及緊跟其后的西蒙、康恩的資源富饒論等都具有很大的影響。人口與經濟發展到底是怎樣一種關系？
1997年，哈佛大學兩位教授DavidE. 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利用經濟增長模型，以東亞人口和經濟發展為例，從人口變遷的歷史角度論證了這個問題。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的研究指出，在人口轉變初期，由于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保持不變，因此人口數量快速增長。人口快速增長使人口結構即勞動力人口與非勞動力人口之比下降、撫養負擔加重，因而不利于經濟增長；在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即生育率開始下降進入生育率轉變時期，人口數量增長減緩，人口結構的變化即勞動力人口與非勞動力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即人口紅利（Demography gift）階段；當生育率下降到與死亡率水平相當，人口趨于穩定、趨于靜止，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都趨于常量，趨于不再變化，因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趨于中性。這一論述使我們明白，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即勞動力人口與被撫養人口的比例變化）對經濟增長產生了影響，并且在轉變的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影響作用。
過去，國內外學者之所以就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爭論不休，主要是由于學者在不同的人口轉變階段上，依據不同的人口統計事實進行了不同的論證。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家舒爾茨、貝克爾發展和建立了人力資本經濟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及相關的實證研究指出，人口教育和人口健康的投入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都有著越來越明顯效用。人口素質的提高、人力資本的投入也對一個國家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積極而重要的影響。
西方歷史人口變遷和當今東亞人口轉變都證明了上述觀點。中國也是如此。從縱向歷史數據看，20世紀70年代初我國實施計劃生育以后，我國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年齡結構即勞動力人口與非勞動力人口之比開始朝著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方向變化。這種人口年齡結構變遷與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相呼應。在經濟改革的大潮中，人口年齡結構優勢得到了極大的發揮，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如今，不少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都樂觀地預測，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率可以保持10、20年，能夠實現人均GDP翻兩番的目標。
如果不考慮其它因素，而只考慮人口因素的話，這是因為我國人口年齡結構正處在一個有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時期，正處在所謂的“人口紅利”或“人口機會窗口”時期。從橫向地域上看，我國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迅猛，與中西部地區的差距越來越大。單從人口的角度看，這些地區的人口年齡結構、人口素質處在優勢之位。例如北京、上海等地人口撫養比最低而人均GDP最高且發展最快；貴州、西藏等地人口撫養比最高而人均GDP最低且發展較落后。同樣，這些發達地區也是人才濟濟、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質最高的地方。所以，龐大的人口數量固然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產生巨大的壓力，但是，保持合理的人口年齡結構、不斷提高人口素質才更有利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事實上，人口年齡結構、人口素質結構的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當我們把目光只停留在人均指標的時候，我們就會推演出人口數量越少越有利于人均指標提高從而越有利于發展的荒謬結論。而我們“一孩”政策的背后恰恰有著這樣的邏輯。繼續實施只顧及到人口數量的嚴格生育政策，雖然會少生不少人口，但卻會使人口年齡結構迅速老化，不僅使“人口機會窗口”、“人口紅利”迅速喪失，使中國經濟失去可持續增長的活力，也會使中國喪失國際競爭力。實際上，那些被“津津樂道”的少生人口恰恰是支撐我國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人力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講，越是不顧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而實施嚴格的生育政策，就越是對未來的社會、經濟可持續性產生威脅、越是影響綜合國力的提高、影響國家安全。
▍出生性別比結構風險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人口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而且有不斷加重的趨勢。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為108.5；199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別比上升到114.1；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已攀升到近120。2000年的普查數據分析證明，性別選擇（B超）的人工流產是造成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與出生性別比偏高相關的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近年來，出現了人口學上的反?，F象，即女性嬰兒和低齡組女孩（0－4）死亡率偏高，高于男嬰和低齡組男孩。學者們對這種現象的一般解釋是，全國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著重男輕女、偏好男孩的生育文化，這種重男輕女的傳統導致了女孩生存環境的惡劣，無論是在飲食營養上，還是在預防保健上女孩都比男孩要差。的確，不可否認，B超技術的濫用直接與性別選擇的人工流產有關，女嬰的健康受到輕視也與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有關。
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繼續追問，為何越來越多的女性于自己身體健康不顧而追求生育男孩？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一直存在，為什么女嬰生存環境沒有與國家整體的生存條件改善同步，反而在20世紀80、90年代以后出現持續惡化的現象？從人口學自身出發，我們又不得不將之與現行生育政策聯系起來。一方面，嚴厲的減少人口數量的一孩生育政策并沒有給人們對性別選擇留下空間；另一方面，現行生育政策結構（農村“一孩半”政策）又在重男輕女的土壤上誘發出了出生性別比特別是第二孩出生性別比偏高。關于人口學和計劃生育政策這方面的深入解釋和反思，我們常常是輕描淡寫或干脆就避而不談。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Sen）在其經濟學理論著作《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對強制性生育政策并以中國為例有過一番詳盡的比較和深刻的評論。他指出，首先這種強制過程已經付出了某些代價，包括侵犯了某些自身具有的重要權利。其次，強制性生育政策導致了另外一些社會后果，例如，對于存在強烈的男孩偏好的國家如中國，一孩政策對女孩會十分有害，導致女嬰死亡率升高。中國的這些經驗表明，“失敗并非由于因果性控制上的困難，而是由于固守一種片面的眼界所造成。合理的理性思維必須考慮更多因素?！币宰杂煽创l展的觀點，森認為：人口問題常常被夸大，人口問題的解決，要求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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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看到出生性別比偏高所帶來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繼續實施嚴格的生育政策，已經發生的與出生性別比偏高有關的問題不僅得不到解決，還會給未來留下更多與之相關的風險和后果如婚姻擠壓（Marriage Squeeze）、社會不安定以及一些不確定的其它社會問題，而這些結構問題很大程度上都是我們過度“干預”人口再生產過程的結果。
▍“四二一”家庭結構與獨生子女問題
從微觀上看，“四二一”是一個家庭倒金字塔結構問題：向上是家庭養老問題；向下是獨生子女下一代問題。關于獨生子女問題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首先是這個問題存在不存在？獨生子女群體與非獨生子女有何不同？這種不同會對社會產生何種影響？回答這些問題顯然是本文力所不及的。不過，從不同政策結構來討論不同的家庭結構風險是有意義。如果我們繼續以追求減少人口數量為目標，繼續實施嚴格的生育政策，那勢必會產生越來越多的一孩家庭，越來越多的三口之家。
從社會學角度看，一個三口之家的關系結構是比較簡單的，家庭成員之間只形成三種關系（夫妻、父子、母子），這種關系的特點是，對子女來說，他們只有上下的代際關系而沒有同代同輩的關系。兩孩家庭即四口之家的關系結構就不同了，家庭成員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家庭成員之間能夠形成六種關系（夫妻、父子女（兩種）、母子女（兩種）、子女之間），對子女來說，不僅有上下代際關系還有同代同輩關系。在不考慮遺傳因素的情況下，個體的不同就來自于不同的社會環境塑造，而家庭環境是個體成長的最重要的初級社會化機構。雖然，個體的成長還會受到次級社會化機構如學校、同輩群體、社會的影響，但家庭畢竟是下一代出生之后嬰幼期、兒童期成長的重要一環，因此，即使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獨生子女群體和非獨生群體由于成長的家庭結構不同而可能不同。如在一孩家庭中，不可能產生同輩之間的血緣關系；而在二孩家庭中，首先會產生血緣的同輩關系，如兄弟情、兄妹情、姐弟情和姐妹情。而這種關系又是進一步培養出個體的某些優良品質的基礎，如兄妹之間，兄長可以培養出一種照顧小妹的責任感，而小妹可以培養出一種對長兄的尊重。而一孩家庭就不存在著這種可能性。無怪乎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獨生子女的問題爭論不休，獨生子女的個性品質、心理特征、行為特征等都成為關注的焦點。對于大多數一孩家庭來說，父母都特別疼愛孩子再加上四位老人（如果都健在）更是關愛備至溺愛有加，對子女有著較高的期望值，一切都以“下一代為重”。
新近的有關資料顯示，我們新一代的身體健康狀況不容樂觀，自1985年以來，我國學生體質健康狀況連續呈下降趨勢，尤其是2000年以來，6到18歲的學生中，肥胖生高達15％，一些學校的肥胖生比例甚至突破了30％。更令人擔憂的是，一些原本在中老年人身上才出現的如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與肥胖相關的病癥，近年來在青少年身上也時有發生，且患病年齡提前了10到20年。針對這一情況，我國出臺了以“健康第一”為宗旨的學生體質健康狀況干預措施。早在1986年，《光明日報》就對獨生子女是不是“問題兒童”進行了討論，其結論是：一是營養過剩，造成發育不良；二是智力投資過剩，品德教育不足（風笑天，2003）。在此，筆者并無意也無力要得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獨生子女身心健康問題的結論。誠如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是不確定的原因不確定的后果一樣，統統“歸罪”于獨生子女政策有失公允。但從規避風險的視角出發，我們必須要有防范的意識，必須要“未雨綢繆”，不能總是事后疲于彌補和干預。
在自然生態學領域，大家都承認這樣一個鐵律：單一性導致脆弱性，多樣性導致穩定性。從寬泛的意義上講，我們人類何嘗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我們為減輕人口數量壓力而繼續實施嚴格的生育政策，就會產生越來越多的一孩家庭。即便是“獨生子女”問題的爭論是不確定的，我們也必須預防這種單一性和脆弱性，因為我們子孫后代的身心健康不僅僅關系到每個家庭，更關系到我們民族和國家的興衰。而且，多元的二孩家庭結構要比單元的一孩家庭結構更能夠抗拒各種外部風險（如天災、意外傷亡、戰爭等）。所以，無論是從微觀家庭、還是從宏觀民族國家的視角，按照規避風險抗拒風險的預防性原則，我們都必須謹慎選擇充滿風險的一孩政策，避免人為地給未來社會制造出更多更大的風險。
▍其它可能的結構問題
以上我們討論了如果繼續單純追求一個人口數量減少的目標，人口年齡性別結構及動態的變化過程對經濟可持續發展、對家庭、社會產生不利影響和可能風險。而這種人口變動過程越迅速，問題和風險就越大。其實，人口數量的減少和人口結構的變化所帶來的問題和風險還遠不止表現在經濟、社會層面。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還與文明興衰以及民族沖突有關，關于這一點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有過深刻的論述。當今世界也是人口兩極的世界。一極是西方發達國家率先在世界人類人口史上完成人口轉變，人口規模相對減少，人口趨于老化并于20世紀后半葉陸續進入老齡社會。另一極則是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人口數量迅速增長空前膨脹，并形成“生機勃勃”的年輕型社會。世界人口變遷有史以來如此巨大的反差使人口要素在文明興衰和民族沖突中的意義顯露出來。因此，亨廷頓從人口變遷的視角關注其對文明興衰的影響，并特別關注了歷史上一直就與西方文明對抗的伊斯蘭世界的人口迅速增長在文明沖突中的作用。
從人口史上看，西方和工業革命和文明的復興恰好也借助了其年輕型人口勃勃生機的力量。所以，人口決不單單是一個數量多少的問題，其規模和結構的變化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文明的興衰。如果我們把中國人口數量問題放在世界人口變遷、文明興衰的大背景下思考，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單純減少人口數量壓力的目標不利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華民族全面復興，也不利于中國文明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對內民族差別的結構性生育政策也不利于民族平等、文化融合。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這種民族差別的生育政策會給未來留下風險，人為的留下不確定的隱患。
▍結語
在我們看到加速工業化、片面追求無質量的經濟增長帶來日趨嚴重的生態資源環境問題的時候，我們都常常欽佩革命導師恩格斯的深刻洞見：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寬泛地講，我們人類難道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嗎？與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相比，中國的人口轉變有著自覺的明確的人為干預因素（如對死亡、生育的干預）；與所有存在家庭計劃（計劃生育）的國家地區相比，中國有著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最為嚴格的人口生育控制和人為干預。而事實上，這種過度干預人類自身再生產不僅在干預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問題，更人為制造出了許多相關的潛在的不可確定的風險，這是典型的現代“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我們同樣可以說，我們不能過分陶醉于我們對人口數量控制的“勝利”。這樣的“勝利”讓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是到了我們需要對這些歷史的教訓進行深刻反思的時候了。
今天越是只關注人口數量安全、越是強調減少人口規模，就越可能人為制造出更多的人口結構問題，給未來制造出更多的風險、埋下更多的隱患。人口數量減少和人口結構迅速變遷是一個人口動態過程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在有限“資源”的條件下，對控制人口數量投入越多，對結構和素質問題就會越忽視。一個過快負增長的人口所帶來的負效益和危機遠遠大于人口趨于穩定所帶來的。所以，無論是追求一個遠小于現今人口規模的所謂適度人口目標，還是單純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都是一個冒很大風險的、很不安全的選擇。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我們所強調的人口數量問題與20世紀50年代馬寅初所洞見的人口問題完全不同，馬老當年看到的是人口過快增長人口規模迅速膨脹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不利影響；而我們今天是一個低速的慣性人口增長（即低于更替水平）和業已存在的龐大人口。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毛澤東所強調的“人手論”未必不正確。那個時代，由于國際上東西方冷戰，中國的外部世界遭到了封鎖，中國不得不選擇自力更生的備戰型的重工業化道路，加之國內政治斗爭不斷，計劃經濟失敗，這些不利因素都無法促進人口與經濟發展良性循環致使我國人口問題更加嚴重。改革開放以后，一方面，計劃生育促進了人口轉變，人口結構朝著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方向變化，另一方面，國內政治穩定、市場經濟改革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等有利因素相互疊加使得我國眾多“人手”有了用武之地，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也成為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一種優勢。
目前我國正處在建國以來人均GDP增長最快的時期，除了上述積極因素，人口結構因素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這是因為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因素仍處在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紅利”期。不過，一些學者與政府官員對中國人口數量和結構資源并不樂觀，總是充滿著悲情的格調，充滿著要迅速甩掉人口數量這個大“包袱”的使命感。其實，我們所強調的追求人口過快的負增長導致人口結構迅速變遷從而對人類自身、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不利影響恰如馬寅初先生當年指出人口過快增長對經濟發展不利一樣，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我們已經看到，人口年齡迅速老化會對經濟可持續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出生性別比結構失調會引發社會的不良現象和不穩定；家庭結構單一化（一孩化）無論是對后代成長還是對國家國力都可能產生不利的影響；一個國家民族的人口結構及其文明結構的改變同樣會影響到這個民族國家的興衰。很顯然，充分利用和發揮現有的中國人口數量資源優勢，對國家綜合實力和國家安全不是損害而是加強和提高。目前，由過度控制人口數量而引發的人口結構安全問題還未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忽視上述人口結構問題，勢必會危及到人口自身再生產、危及到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家安全。
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歷史過程，建立平等、寬松、協調的和諧社會，是我們人類追求的美好理想。反思我們的現行生育政策以及我們對當前人口問題的認識，我們是如此片面地強調人口數量壓力問題，如此重視減少人口數量規模，如此犧牲人口結構而一味追求數量指標，這是否合乎我們社會經濟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宗旨？是否合乎我們追求和諧社會的根本目標？我們需要跳出“以數為本”，回到“以人為本”的原點。對于不確定的人口結構風險，我們需要一些預防意識，不能總是事后諸葛亮。況且，對人口過程事后彌補往往是無濟于事。我們需要跳出為解決人口數量而制造出更多人口結構問題的怪圈。
筆者以為，把人口數量與人口結構問題并舉、統一，不斷地提高人口素質才更合乎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才更有利于我們追求一個更和諧的社會。我們需要選擇一個人口數量穩定、人口結構合理、人口素質不斷提高的長遠的、統籌的、協調的和可持續的人口發展戰略、人口決策，而不是一個人口數量迅速減少、犧牲人口結構和人口素質的短期政策，這是風險社會中的人口安全的最佳選擇。
本文原載《中國研究》2005年第1期，原題為“風險社會與中國人口結構安全”，感謝作者授權原創發布。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