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城市大學
本文全面梳理美國工會歷史，對當代美國工會的衰退進行深入分析。作者指出，美國工會運動發展于19世紀后半葉，最高點出現在大蕭條時期，確定工會運轉的兩個原則：一是排他性，即一個工作單位，只有一個工會，這個工會代表在其范圍內的所有雇員來與雇主談判；二是強制性，一旦有了工會，不管雇員個人喜不喜歡，不管其要不要加入工會，都必須分擔工會費用。借由經濟談判，“二戰”后的美國工會在維護工人利益上取得長足進展，工會也成為美國戰后政治體制的一部分。
但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新自由主義興起及戰后左翼政治衰退，美國工會力量不斷減弱，逐漸失去促使資產階級讓步的籌碼。2018年，美國最高法院否定強制性分攤工會費用的原則，導致工會的政治空間被極大壓縮。為保住會員數量、維持經費運轉，工會更加偏向“正統”，在政治上日趨保守。
作者指出，工會的政治衰退是美國進步力量的政治挑戰之一，如果沒有工會和工人運動作為基礎，進步力量將迅速保守化。不過工會的去政治化是一個長期趨勢，未來甚至可能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一個工具。而越是如此，工會就越與美國勞動者的利益分割開來，進而愈加衰落。作者認為，或許只能寄望于類似當年反越戰的廣泛社會運動的出現，從中產生更獨立和徹底的工人階級政治，美國工會才能超越20世紀傳統，真正走向21世紀。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6期，原題為《為什么美國工會的斗爭空間越來越狹窄？》，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長期以來，國內學界和分析人士對美國政治密切關注，產生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略有缺憾的是，以往的很多討論里，國內知識界的關注點都在美國的廟堂之上，相對來說，對于美國廣義進步政治力量的探討卻比較少。所謂廣義進步政治力量，就是指廣泛存在于美國體制內外的各種推動社會改良的組織和陣營。這里面包括在資本主義范圍內部進行微調的進步主義和社會民主黨傳統，也包括承繼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遺產的各種激進的反資本主義的團體。
從大環境上說，美國歷史上出現過幾次進步力量高漲的時期，深刻地塑造了美國的政治生態。當然，隨著美國政治和社會自70年代后期以來趨于保守，這些進步政治力量都面臨著相當的挑戰。而從小環境上說，從本世紀初以來，隨著反世界貿易組織/反全球化，反美國侵略戰爭的運動興起，美國的進步力量出現了一個小的復興。隨著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和美國社會經濟危機趨勢的加深，社會上的進步勢頭甚至一度出現了猛漲。比如過去長期默默無聞的“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在最近若干年蓬勃發展，部分所謂進步派的政客和學者，也開始在全國舞臺上嶄露頭角。
從傳統上說，諸種進步運動都是跟工人和工會活動分不開的，而且美國的工會和勞工政治在美國整體政治里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在當代所謂進步政治似乎有些回暖的小環境里，美國工會又是一個什么政治狀況？這是觀察美國政治和社會狀況的一個重要角度，但這方面卻往往在討論中容易被忽視。本文試圖從幾個方面提供一點個人觀察，對當代美國工會的整體政治面貌進行分析，以供讀者參考。
▍20世紀歷史中的美國工會
如同大部分西方國家一樣，美國的工會運動也發展于19世紀后半葉。這是在美國工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19世紀進步主義浪潮當中廣泛的社會改良運動的一部分，比如著名的美國勞聯（AFL）就是這個時期成立的諸多工會之一。
盡管在這個時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美國的工會運動從一開始就有著深刻的問題。這里面至少包括如下幾點：首先，美國以白人工人為主體的工會有強烈的種族主義傾向，他們對作為勞動力市場競爭對手存在的美國非裔和華裔的敵視和排擠，使得工會和工人整體容易被分而治之，成為政客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工具。其次，美國的主流工會長期不受工人政黨（共產黨或者其他馬克思主義政治力量）的有效領導，而是比較主動跟資產階級國家融合在一起。這一點就是所謂美國例外論的一個重要成分，跟“一戰”前歐洲大陸的社會民主黨傳統下的工會運動以及后來第三世界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產生了政治差別。最后，如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改良主義政治一樣，美國進步主義政治是西方中心的，這里面的主流工會如美國勞聯也強烈地支持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與當時第二國際等諸多社民黨背叛革命的立場基本一樣。這樣的諸多因素，使得美國工會的政治性和斗爭性一直不強。
從理論上說，沒有共產主義政治路線的工會活動，跟資本之間基本屬于某種生態共生的關系。在資本積累順利的時期，雇用勞動者數量會增加，失業半失業的后備軍規模則會縮小。這個背景下，工人的議價能力上升，工會的規模和斗爭性往往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上升。而在資本積累出現問題的衰退時期，情況則相反，失業成為一個隨時會出現的問題，雇用勞動者數量下降，工人議價能力下降，工會的能量也會相應縮減。因此，單純從自身團體經濟利益出發，工會天然地希望某種穩定資本勞動關系，不希望危機的出現。歷史上，只有在共產黨力量領導下的工會，才能提出更遠大的超越資本主義的政治目標。
從長期歷史來看，美國工會運動的最高點出現在80多年前的大蕭條時期，這一階段工會的成果，基本決定了當前的美國工會政治空間。當時，共產黨以及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會的影響力迅速增長，美國資產階級陷入嚴重的政治經濟困境，這些推動了羅斯福為首的美國精英采取了讓步政策，主動推動了階級妥協。其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國家勞動關系法案（或稱瓦格納法案）。這個法案保障了工人建立工會的權利和集體談判權，并設立了官方的勞資調節機構。資本對于勞動的讓步還表現在工會運轉的兩個原則。這兩個原則大致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排他性，即一個工作單位，只有一個（多數人選擇的）工會，這個工會代表在其范圍內的所有雇員來與雇主談判。二是強制性，一旦有了工會，不管個體雇員是否喜歡，不管其是否選擇加入工會，都必須分擔工會的費用。工會會員繳納會費，而非會員則是強制性地繳納某種代理費（往往高于會費）。
不難看出，這兩個原則一方面有效地減少了工人/工會之間的內斗，能夠一致面對資本家；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會費制，保證了工會的經濟穩定性。但是，瓦格納法案雖然在大蕭條時期順利通過，但資產階級并沒有打算做永久性讓步。20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執政階級即開始用各種法案來限制工會的政治活動。但是總體來說，在工會還能正?；顒拥牡胤?，排他性和強制性都得到了保留。由此，工會能夠維持集體談判的有效進行。
總的來說，“二戰”后的美國工會運動通過經濟談判，在維護工人階級利益上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在進行經濟談判的同時，工會也容納了更加注重政治問題的工人活動家和小組，這些活動家和小組會把一定的政治宣傳和教育也帶入工會里面來。在社會矛盾尖銳化的時刻，各種工會也會主動或者被動地進行政治表態。工會實際上成為美國戰后政治體制的一部分。
從宏觀上說，美國當代的工會仍然處于20世紀的歷史中：一方面，當代美國工會仍然得益于美國工人在19世紀后期以及20世紀前期的一系列斗爭的成果；另一方面，美國工會到現在仍然延續了20世紀中后期以來的衰退趨勢。從全球趨勢來看，環球同此涼熱，世界上發達國家傳統工會活動都處于低潮時期，但是美國在這些發達國家里面也算是情況最惡劣的之一。以2020年為例，整個美國1.3億雇用勞動者里面，有工會身份的不過是1400萬，比例不到11%，而在上世紀60年代，曾經一度有30%左右。
如何理解美國的工會制度的衰退呢？從資本主義邏輯上說，歷史上特殊時期出現的資產階級對工人的讓步政策跟傳統自由主義的原則并不是完全融洽的。比如，排他性的工會代表性，在傳統自由主義那里就是限制所謂自由結社權。而強制性的工會費用分攤，也限制了所謂自由的意志和言論——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認同工會的政治活動。當然，美國資產階級，以及其扮演大祭司角色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們，考慮問題并不是從純粹的理念沖突，而是從現實階級政治的角度來出發的。這種考量，使得資本主義國家在歷史上長期禁止工會的存在，也使得在資本主義脆弱的時候，穩定壓倒一切，抬出了瓦格納法案，容許工會活動。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這種階級妥協的態度一直延續著。這種階級妥協在1977年美國最高法院一份著名的判例（Abood v. Detroit Board of Education）中能夠清楚地看到。在這份全票通過的意見書中，當時的美國大法官們表示，工會代表的排他性和工會費用的強制性固然會影響個人自由，但是這樣的安排對于維持現有的勞動關系是必要的，是符合憲法的。
但是事情變化得很快。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由于整個世界和美國的政治經濟形勢都出現了比較大的調整，隨著新自由主義興起，以及戰后左翼政治的衰退，美國工會力量不斷減弱，逐漸失去了能讓資產階級讓步的籌碼。法律無非是對既有的社會關系的帶有滯后的承認，在工人有力量的時候，那些所謂工會違憲的自由主義理論可以往后靠，等到工人已經在現實的政治經濟中喪失力量的時候，是沒法指望“進步”法律條文幫助他們的。
這種在法律層面的潰敗，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發生的。最近的重大事件發生在2018年，美國最高法院的所謂詹努斯案（Janus v. AFSCME）的判決，基本逆轉了1977年的案例，把工會費用分攤的強制性給否定掉了一大半。這一屆大法官們的最終意見認為：公立部門的工會，強制在非工會會員那里分攤費用是違憲的，哪怕這些人實際上享受到了工會斗爭的成果。這里的核心邏輯是保守派慣常使用的“個人（言論）自由”理論：工會的政治傾向和活動并沒有得到所有雇員的支持，拿他們的錢去進行活動，就損害了個人的言論自由。
不夸張地說，這個判例在一定意義上終結了20世紀建立起的美國勞工制度，也給很多工會領導層和支持者帶來了巨大的心理沖擊。按照這個新制度，工人可以直接退出工會，即使不繳費也能繼續得到工會談判的好處。
▍當代工會的進步政治空間
在今日美國這個規模甚小的工會隊伍里，公立部門的工會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此處的公立部門，指的主要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政府和財政支撐的公立單位（如公立學校）。從人數上說，公立部門的工會工人數量只是略多于私人部門的數量，但是從比例上說，公立部門里面有超過30%的雇員是工會會員，而私人部門里面只有大約6%。這些公立部門工會的斗爭性也是相對較強的，而且能影響社會的運轉，比如最近這些年美國最有影響的工人活動基本就是公立學校教師工會的罷工。
那么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就是，美國工會，至少是公立部門的工會，在詹努斯案的沖擊下能存活下來嗎？
從詹努斯案到現在已經過了幾年了，對工會還是有沖擊的。比如詹努斯所起訴的工會AFSCME，全稱是美國州市縣雇員工會，是美國最大的公立部門雇員工會，有130萬會員，另外還有11萬繳納代理費的非會員。在詹努斯案之后，繼續繳納代理費的只剩下了兩千多人。
但是總的來說，美國公立部門的工會依然活了下來。的確有人退出了工會，但是工會的總人數減少非常有限。在2018年，也就是詹努斯案發生的年份，當時美國公立工會會員占公立部門雇員總量33.9%，到了2019年，這個比例下降到了33.6%，大概就是一百萬人的差別。然而到了2020的疫情期間，比例又略有回升，到了34.8%。
對于那些反工會的人來說，這個結果無疑是糟糕的。有些人覺得是新案例宣傳不夠，很多工人還不知道自己有了退出工會的底氣。工人不退出工會，固然有其生活的慣性；但這其中多少反映出工人對工會的情感，使得工會的傳統和威信不是一張判決書就可以抹掉的。這種“情結”在學校等公立部門可能更強烈，支撐著工會繼續存在。
不過，雖說工會的收入和會員數量可能還暫時穩當，但前述詹努斯案卻在政治層面對工會造成了實質性的打擊：工會畢竟不是單純的集體談判機器，而是有著自己的政治傳統，對各種政治問題也常常要表態。一旦工會的政治立場和行動偏離了“正統”，那么這就可能要誘發一批人退會退費，而工會領導層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就要自覺不自覺地站在所謂中間立場。實際上，由于政治上最右、最反工會的人也最容易退出工會，所以工會甚至是愈發偏向這些人的立場。
什么是工會政治的“正統”呢？這當然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美國，一般來說，大工會首先是反共，在政治上緊跟民主黨，在國內問題上支持對資本主義有限度改良，勞資合作，而在國際問題上跟美國政府立場基本一致。從組織上看，工會里面層級越高，越是跟美國統治階級來往緊密，政治上也越反動；越是到基層，進步的左翼力量則越多。
如同所有群眾組織一樣，基層工會里面雖說人數眾多，然而真正發揮政治領導作用的其實是一群積極分子。當這些積極分子普遍左傾的時候，基層工會就能在政治上拿出比起上面更進步的立場。然而，這種歷史上長期存在的進步政治空間，已經被2018年的判例大大壓縮了。原因也很簡單，在詹努斯案的壓力下，工會領導比起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有壓力，如何保住工會會員數量，進而保證工會的經費和運轉，這樣的考量就超越了其他政治問題。換句話說，詹努斯案深刻地重塑了工會的政治領導機制。在前詹努斯案時代，工會可以基本不必擔心生存問題而針對政治問題發聲，而到了現在，工會要不要牽涉政治，如何干預政治，都成了敏感的問題。在這個條件下，哪怕是在天高皇帝遠的基層，工會的政治領導究竟還能在何種意義上存在，還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問題。
筆者可以用自己所在工會的情況來說明。筆者在紐約城市大學任教，這是一所紐約州政府財政支持的公立大學。學校的教職工，包括退休人員，超過2.5萬人，都屬于一個大的工會，叫職工代表大會（Professional Staff Congress）。這個職工代表大會，是美國教師聯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的一個重要的地方組織，而美國教師聯會是美國兩個最大的教師工會之一。職工代表大會的主席，會同時兼任美國教師聯會的副主席。這個工會長期活躍著一批優秀的左翼知識分子和活動家，這也反映到了工會的政治表態上，在歷史上一貫堅持了反帝傳統。但是在過去兩年，這一傳統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首先是一份關于中國的決議。自從特朗普在2016年上臺之后，美國兩黨及其所屬的各色宣傳渠道都在中國問題上達成了高度的統一。簡單地說，就是用各種方法和角度來塑造一個讓人生厭的中國形象。事實也證明，這種宣傳是有效的，美國社會里面已經幾乎聽不到什么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不同聲音。而從2020年開始，工會的國際委員會針對中國問題進行了多次討論，商定要起草一份反對針對中國的冷戰（或者熱戰）的決議。各個學科背景的進步學者組織起來，寫了一份非常有力的決議草案，后來又為了應對可能的責難幾經修改。這份決議最后在整個工會代表大會上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大約80票贊成，20票反對）。據我所知，這是美國最早的，恐怕也是為數不多的反美國對華新冷戰的工會決議。
但是，這樣一份反美國政治正統的決議，只是代表了大部分工會代表（積極分子）的政治覺悟，并不必然說明工會總體的政治往前推了一步。而且這一個過程，也激起了工會里平時不積極參與活動的保守勢力的警覺。在有關巴勒斯坦問題決議的時候，國際委員會的工作遭到了激烈的反撲。
2021年春季，以色列軍隊對巴勒斯坦進行了多次襲擊，殺死了幾百個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66個兒童，傷了幾千人，摧毀了學校、醫院等設施。巴勒斯坦工人在襲擊之后舉行了總罷工。國際委員會隨即聯合其他委員會起草了一份譴責以色列罪行的決議。毫不意外，工會里面馬上出現了反對的聲音。在經過激烈的討論和斗爭之后，工會代表大會通過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譴責以色列的決議，最后投票是83票贊成，34票反對。在通過決議之后，有一些親以色列的老師對決議通過表示憤怒，威脅要退出工會。到了2021年暑假，事情還在進一步發酵。一小部分教授（尤其是商學和金融方面）組成了團體，號召退出工會。這些人開設了網站，教人如何利用詹努斯案判決來安全退會，還把廣告宣傳郵件發到了每個老師的郵箱里。到了這個時候，工會領導層的立場迅速往后退縮。工會的報紙開始征集對于巴勒斯坦決議的看法。在發表出來的評論中，反決議的人占了多數，編輯的立場可見一斑。雖然實際上退出工會的不過是200多人罷了，但實踐說明，在詹努斯案判決制造的威脅之下，哪怕這1%的工會保守力量，已經能夠至少與長期以來活躍的進步力量分庭抗禮。在這種態勢下，工會領導層政治上趨向保守是必然的。
值得一提的是，此處描繪的對工會進步政治的打擊，只是冒出了苗頭。不過見微知著，詹努斯案也不過是個開始，后續的對工會制度的進攻還將持續?？梢韵胂?，整個美國的工會政治，在詹努斯案判決的束縛之下，更難以突破資產階級政治的正統，也將更難以跟廣義的進步斗爭聯系起來。這是美國進步力量現在和將來要面臨的政治挑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