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冬

自2014年8月19日美國密蘇里州弗格森爆發黑人騷亂以來,美國社會中黑人與警察的沖突的消息就不斷傳出。2015年4月27日,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的大規模黑人騷亂再次將美國的種族問題推到了風口浪尖。非洲人憤怒地走上街頭的畫面不禁讓人回憶起2009年7月和2012年6月廣州發生的非洲人群體性事件。這兩個事件都起因于廣州警察盤查簽證過程中非洲人意外死亡,最后也都演變為非洲人大規模街頭集聚,阻斷交通,圍堵地方派出所,抗議警察執法。那么,中國社會尤其是廣州在不遠的將來是否也會爆發類似美國的嚴重種族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有賴于對廣州非洲人的深入認識。

一則調動種族情緒的消息引發的思考

2014年6月17日,我微信朋友圈中出現了這樣一則消息:“又一個黑鬼(nigga)被中國人打死了。致你們我所有的在中國的黑鬼,你們一定要警惕,遠離所有的中國男人和中國女人。我知道我在說什么,求求你,老兄(hommie)!首先我們是黑人,他們認為我們不是人類。就看看昨天發生了什么吧。更多的黑人在中國遇害了。黑鬼把這條消息轉發給家人吧?,F在那些想要關心家人的人就想想,如果你離開了孩子和妻子,她們的生活將會怎么樣?!盵1]

這則消息下附著一張事發現場的照片,幾天后,關于這則非洲人死亡事件的細節豐富起來:“致我所有的在中國的音樂朋友,昨天這個人在福州遇難了,當他正要離開他表演的那個酒吧的時候,兩個中國女孩想要和他合影,之后一個可惡的人看到了他,然后和其他三個人謀害了他。我認識他的妻子和他一歲大的女兒,他是個好人,一直為他的家人工作?,F在我對中國失望了,我很生氣,難過。請小心一些,安息吧,我的朋友!”[2]

我的手機中有一百多個廣州非洲人微信朋友,他們絕大多數彼此之間完全不相識,然而關于非洲人死亡的消息卻在數月中被不同的非洲人多次轉發。顯然,這個事件給了我回答“中國社會尤其是廣州是否會爆發嚴重種族問題”的契機。如果非洲人真的有能力從內部超越其自身的國籍、語言、宗教、族群、職業等差異結成一個種族聯盟,那么它將證明廣州非洲人內部存在一個健全的社會網絡和強大的動員機制,可以將非洲人團結起來,在中國社會謀求自己的權利和地位。然而,在對廣州非洲人內部各個社團組織的領袖們進行訪談后,我發現想象中統合所有廣州非洲人的組織并不存在,因而非洲人也不可能像在美國社會那樣聯合起來在街頭表達訴求,即使是曾經發生的廣州非洲人群體性事件,也是由單一非洲國家主導的;非洲人在中國的存在只是暫時的,如果中國政府愿意,它可以很快讓所有非洲人離開中國。

在美國,非裔種族有漫長的歷史,今天他們大部分已經成為真正的美國人;另外一些則是剛從非洲、加勒比地區到達美國的外來移民。根據2010年美國第23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黑人或非洲裔美國人”高達4200萬人,占美國總人口的13.6%。[3]而2010年中國第6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境內居住三個月以上或能夠確定將居住三個月以上的外籍人員為近59.4萬人,外籍人員僅占總人口的0.045%,而且人口排名前10位的國家無一屬于非洲。[4]除人口數量以外,廣州非洲人與美國的非洲人還有何不同,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群體?

對廣州非洲人的基本認識

本文將從在華職業、在華家庭完整程度和簽證類型三個角度闡述對廣州非洲人的基本認識。首先,就在華職業來說,廣州非洲人主要由國際貿易商人和留學生這兩大群體構成。然而即使是留學生,其中一部分事實上是在借學習簽證更長的居留時間來從事中非之間的貿易活動,因而部分學生也從屬于商人群體。除了商人和學生,還有些非洲人自稱是音樂人、足球運動員、理發師、廚師、教師或者牧師,這些非洲人的人數是有限的,并且或多或少也在兼職從事貿易活動。因此,廣州非洲人,主要是指從事國際貿易的非洲商人。因貿易需求,他們需要頻繁往返于廣州與非洲之間。

第二,就在華家庭完整程度來說,廣州非洲人可以分為獨身型、非獨身不完整家庭型和完整家庭型非洲人三類。獨身型非洲人獨自來到廣州,在廣州沒有任何親屬;非獨身不完整家庭型非洲人和部分家庭成員一起居留廣州;完整家庭型非洲人的家庭成員全部居于廣州。絕大多數非洲人在廣州并不具有完整家庭,家庭延伸出的牽引力使他們傾向于返回本國,因此廣州非洲人整體上呈現個體化和高流動特征。這種現象在西方圣誕節至中國農歷新年期間更為明顯,多數非洲商人會在圣誕節之前完成訂單返回非洲與家人團聚,于中國農歷新年結束,珠三角工廠復工之后返回廣州,并在一年兩屆的廣交會時達到高峰,這導致廣州非洲人聚集區人口會出現年度周期性變化。

第三,就簽證類型來說,廣州非洲人可以分為不穩定簽證持有者和穩定簽證持有者兩類。不穩定簽證持有者主要指持“貿易簽證”(M字簽證)和“旅游簽證”(L字簽證)入境從事貿易的非洲人。貿易簽證總時長一般為3個月到1年,多數每隔30天就必須從中國海關離境一次;在中國對非洲簽證收緊和在華簽證延期困難度增加的背景,旅游簽證時長一般為7天,最長也不超過30天。持學習簽證(X字簽證)的非洲人雖然會私下從事貿易活動或者為某些非洲餐廳、酒吧、發廊打工,但是這種行為遭到中國相關法律的禁止,被抓獲的留學生面臨被取消簽證,遣送回國的風險。因此其停留、居留也是不穩定的,可被納入不穩定簽證持有者范疇。在廣州,穩定簽證持有者往往是指和中國人結婚后獲得“家庭團聚簽證”(Q字簽證)的非洲人、持“工作簽證”(Z字簽證)從事貿易活動的非洲人及持“私人事務簽證”(S字簽證)的非洲人(他們多是持工作簽證的非洲人的家屬)。家庭團聚簽證持有者婚后在華連續居住滿五年,每年不少于9個月時可獲得永久居留資格。工作簽證持有者中,有的自己開設貿易公司,有的任所在國家或者迪拜、香港等第三國家/地區貿易公司在華辦事處的首席代表。他們簽證時間常為6個月、1年,其家庭成員往往可以獲得相應簽證時長,且在簽證到期前不必出境。

當然,還有兩類非洲人,他們不屬于上述任何一種簽證類型所代表的人群,即來自非洲(主要是索馬里)的尋求避難者和簽證過期的無證件非洲人。前者在聯合國難民署甄別期間,持《尋求庇護者證明》可以穩定居留中國,但是人數較為有限;而后者的數量則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由于非洲人需要輾轉于中國不同城市、市場從事貿易,頻繁往返于中國與非洲之間獲得簽證或更新簽證,因而整體上具有極高流動性。在中國地方媒體和民間社會塑造的負面評價中,無證件非洲人的數字被不斷夸大。其實,正是因為非洲人具有的高流動性,除中國出入境管理部門以外的任何學者及機構都不具有統計在華非洲人的能力。此外,由于其高流動特征,在提及廣州非洲人的人口規模時,必須明確數據采集的時間節點,而非一個時間區間內的出入境人次相加。廣州官方于2014年下半年首次多渠道公開“廣州非洲人”人口數字:6月,廣州有約2萬非洲人;9月,有近1.5萬人;10月25日,有16029人。這樣的數字源于廣州公安機關盤查簽證和住宿登記所得。但是無證件非洲人、來到廣州但未進行登記的非洲人和離開廣州但未注銷登記的非洲人等三類人的存在,使得上述時間節點的廣州非洲人數不是“最精確”的。就在中國民間社會和一些中外學者質疑廣州官方數據時,我對廣州非洲人社團組織的一些領袖進行了訪談。其中一個領袖這樣說:“如果廣州實際上有20萬、30萬非洲人,那意味著10個人中只有1個人擁有在中國的簽證。你看,現在的環境真的不好,這個事情你是知道的,這(指在嚴格環境中,90%的非洲人為無證件滯留者)可能嗎?”[5]2014年1月至8月從廣州口岸入境、出境的非洲籍外國人為37萬人次,不了解非洲人在華職業和簽證類型的相關中外學者和中國民間社會易將這樣的數字理解為“廣州非洲人人口數字”。就目前情況而言,即使考慮了無證件滯留者的存在因素,不穩定簽證持有者也占廣州非洲人的絕對多數。

總之,廣州非洲人主要是指從事中非之間國際貿易的非洲商人;絕大多數非洲人在華時間并不穩定,在貿易需求、家庭團聚牽引力和簽證壓力的共同作用下,需要頻繁往返于廣州與非洲之間。這是我們認識廣州非洲人的基礎。

非洲人在中國社會的融入程度

盡管自絲綢之路開辟之后,埃及就和中國有了間接的交往和海上貿易,并且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就曾有來自東非的非洲人到達中國。但歷史上頻繁的人員往來并未改變中國的人種構成,“中國人”以蒙古人種為主,而缺乏尼格羅人種。1949年以后,中國逐漸確立了由56個民族構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藍圖,中國作為一個沒有黑色人種加入的非移民國家的性質便大體確定了。在現行法律中,外國人獲得中國國籍,獲得永久居留資格的條件極為苛刻。在這樣的背景下,黑皮膚、卷發的非洲人在廣州相較于其他國家的外國人而言更容易招致關注,而非洲人的自身感受也是如此。他們普遍感覺廣州警察對待非洲人不友好,會經常無故受到警察的盤查:“(從非洲人角度來說)亞洲人看起來是一樣的,正如(從亞洲人角度來說)我們非洲人看起來是一樣的。你看,我們走在路上,會被警察攔截檢查護照和簽證,但是那些韓國人和日本人,只要他們不說話,沒有人給他們麻煩……我去珠江新城(廣州市CBD,歐美國家領事館、大型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機構聚集,有較多白種人),那里沒有警察查外國人,因為你們只關注非洲人?!盵6]在廣州,黑皮膚的非洲人經常被視為一個同質的群體,本地人與非洲人的溝通通常僅限于貿易領域,鮮有人會去了解非洲人的內部差異;然而在非洲人自己看來,他們是由很多非常不同的群體組成的,相互之間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一個尼日爾商人說:“對于我們來說,當我們看到非洲人,我們不會說他是非洲人,我們會說他們哪個國家的,因為我們(彼此)看起來不一樣。所以有時候你都不用說你是來自尼日爾,人們也會認出你是從尼日爾來的。尼日利亞人和加納人也不一樣,加納人更加安靜;尼日利亞人和貝寧人、多哥人也不一樣,但是他們在中國,都被稱為‘非洲人’?!盵7]

從文化層面來說,非洲人在中國感受到的歧視亦有文化差異方面的原因?!耙园诪槊馈?、“一白遮百丑”的主流審美觀在中國占據絕對優勢,而中西方媒體的宣傳(如《人與自然》、《動物世界》等欄目和歐美黑幫電影等)則使中國人形成了將非洲人和“原始”、“貧困”、“艾滋病”、“戰爭”、“難民”等認知相聯系的刻板印象。中國經歷了漫長的農耕社會時代,有著安土重遷的歷史背景,1949年以后實行的戶籍制度也使得人口整體上缺乏大規模國內流動(直到改革開放)或跨國流動的取向。地方文化孕育下的地方中心主義使中國人易對文化差異者產生偏見,這種情況在中國不同省份,甚至同一省份不同地區之間普遍存在。雖然多數來華經商的非洲人都有在數個國家生活或經商的經歷,但是在中國地方社會的文化氛圍中,他們無可避免地成為被排斥、區隔甚至歧視的對象。一個烏干達報道人說:“我來中國以前去過德國、比利時、英國還有南非,但在中國,我發現中國人不能很好地習慣非洲人。因為在公交車上,如果有人(指非洲人)碰觸了中國人,那個人(指中國人)會表現出厭惡,會擦拭自己……中國人會遠離我,或者一些人沒有位置遠離我的時候會捂鼻子,即使我身上沒有撒香水,中國人也照樣做出這個動作?!盵8]

顯然就目前來說,由于中國法律的限制和地方文化的排斥,非洲人融入中國社會尤其是廣州社會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忽略了一個前提,即非洲人存在融入中國社會的需求嗎?芝加哥社會學派理論認為外來移民需經歷接觸、沖突、適應和同化等四步實現對主流社會的融入,這個過程是不需要外力作用自然發生的。[9]然而,廣州非洲人除了經商之外和本地人缺乏交流,這幾乎是學者們的共識。我的田野工作中也經常觀察到這樣的商品交易場景:一個非洲女人停在了路邊的女包攤位前。她指著一個包看著攤主,攤主不說話,立刻用計算器打出數字并將計算器遞給她,非洲女人用中文講“很多”(意思是我要買很多),攤主用不標準中文說“沒有,就兩個”。非洲女人能聽懂“沒有”,但是聽不懂“就兩個”,于是攤主不得不舉起兩個包示意,除此之外,再不言其他。[10]語言是跨越文化邊界,移民融入目標國社會的必經途徑;但是,對于廣州非洲人尤其是會說英語的非洲人來說,絕大多數人認為沒有必要花費精力去學習中文,因為在廣州使用英語已經足夠用于貿易交流。參加中文課程的商人很多是奔著學習簽證而去的,學習中文并非第一目的,對他們來說,半年8000元的學費換來足夠的居留時間是種不錯的選擇。在貿易中賺夠錢回國時,一些人對中文仍然一無所知。

一個既在廣州某大學學習中文,又私下做生意的非洲人這樣說:“在非洲,他們(指非洲人)不經常去學?!麄儧]有學習的習慣,頭腦里只想著錢,就是這樣。甚至是我,在廣州,如果我很忙我也不會去我的大學,因為我想要更多的錢,我需要去市場里買貨……”不論怎樣,貿易和利潤總是第一位的,非洲人對學習中文并融入中國地方社會并未有足夠的熱情。

對于那些努力學習中文的非洲留學生來說,其學習目標也并非通過語言融入中國社會,而是想在完成學業后在本國獲得就業優勢。很多在廣州的非洲留學生都表示自己學習中文是因為其本國有大量中國人從事礦產開發、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在中文翻譯領域存在廣闊的就業空間。田野調查期間,我在一社區服務中心的外國人部工作,就參加中文課程的非洲人數很不穩定的現象做過一些訪談,一個前來學習的成員說:“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他們(指非洲人)不來,我想這和課程本身沒有什么關系……對于我來說,我覺得不是老師不好,而是學生不珍惜學習的機會,因為他們沒打算學習中文,他們只打算在中國賺錢,回家,買房,結婚,建立他們的家庭。你說學習中文可以和中國人交朋友,是的,這樣對于做生意來說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會中文,也可以做很好的生意,這是事實?!盵11]

總之,廣州非洲人缺乏融入中國社會的需求,中國的法律限制和地方文化排斥也使得非洲人不能融入到中國社會中去,因此就社會融入程度來說,非洲人的融入程度是相當低的。當然,不能否認一些非洲人有融入中國社會的需求并且已經達到了較高的融入程度。如在中國出生成長的非洲兒童、和中國人結婚的非洲人等,然而這些人占廣州非洲人的比例是很低的,并不影響我們對廣州非洲人融入程度的總體認識。

廣州非洲人:一個被想象的共同體

2014年6月17日關于非洲人在中國死亡的消息并沒有驅動廣州非洲人從內部超越其自身差異結成一個種族共同體,也沒有進一步促使形成類似2009年7月和2012年6月廣州發生的非洲人群體性事件。一位看到此則消息的塞內加爾人對我說:“我以為他是尼日利亞人。也許他是尼日利亞人,但是他可能拿著喀麥隆護照……對于這件事情,我感到很驚訝。我是穆斯林,我不喝酒,不去酒吧……他可能是喀麥隆人吧……”[12]我的剛果(金)報道人收到這條消息之后則成為了積極的轉發者,盡管他表示多數非洲人可能只能無奈地接受這個現實,因為這里是中國,如果這件事情沒有影響到非洲人在中國的生意,非洲商人們可能不會出手相助。被刺非洲人國籍的模糊性、事發場所的爭議性使得非洲人的情緒得到了很大的排解,然而在這些消息的傳播過程中,依然可以明顯觀察到一些非洲人的情緒被感染,個體非洲人有超越國籍,將“非洲人”定義為區別于中國的一個總體的傾向。在這種情境中,非洲人在廣州感受到的被排斥和區隔的共同體驗加強,但實際上形成的是一種想象中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不具有任何實體的形式,只是臨時存在于非洲人被調動的種族情緒之中。

事實上,此類可以調動種族情緒的事件在廣州極少發生的,因此即使上述被中國人排斥和區隔的共同體驗依然存在,非洲人彼此之間的差異和個人利益的多樣性也會持續阻礙廣州非洲人成為一個區別于中國人的整體。加之廣州非洲人本身具有的高流動性及較低的人口規模,他們雖然能夠形成以共同國籍為基礎,以領袖為中心,對內向成員提供互助與指引,對外作為社團組織與其他組織互動,[13]卻無法在大洲層面形成一個統一的非洲人聯盟。因此,雖然多年之前就有廣州的某非洲國家社團主席號召所有非洲人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廣州/中國非洲人社團(African community in Guangzhou/China)”,但是這個動議并沒有獲得大多數非洲社團組織的響應。

事實上,“非洲人在廣州”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有其發展和衰落的過程。非洲人在廣州的歷史并不長,根據一個剛果(布)人的描述,2008年以前,廣州的非洲人寥寥無幾,直到2008年奧運會之后,非洲人才開始越來越多的來到中國。[14]而這和珠三角制造業的發展,以及中國政府對非洲事務的參與是離不開的。但隨著近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提高、廣州及附近市縣外貿市場地價的增長、外貿行業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非洲經濟的相對低迷等情況的出現,來華經商的利潤已被極大壓低,這從根本上削弱了非洲人來廣州的動力。此外,廣州非洲人人數被不斷夸大,在輿論壓力下,廣州官方對非洲人的管理越發嚴格。尤其西非埃博拉疫情爆發以來,廣州的非洲人聚集區已然成為防止疫情擴散到中國的前沿陣地,一些短期簽證持有者被限制獲得臨時住宿登記。隨著簽證續簽的難度持續加強,非法就業和居留的非洲人也遭到更嚴厲的懲罰。我的報道人們對來華簽證收緊和嚴格的管理無不抱怨,縮短的簽證時長已經影響到貿易目標的實現。 [15]2015年年初,一些在廣州開設貿易公司或者作為公司駐華代表的非洲人開始離開廣州到日本、美國、越南等國家旅行,考察新的供貨市場;一些往年必參加廣州一年兩屆的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的非洲商人也缺席2015年春季的廣交會。這些都可以看作“非洲人在廣州”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趨于衰落的跡象。如果說在中非貿易中成功的非洲人在非洲社會有榜樣的作用,促使更多的非洲人來華,那么這些非洲商人的離開也會起到相同的示范效應。非洲人在國際貿易價值鏈的牽引下持續離開廣州,將直接阻止“非洲人”作為一個共同體從想象走向真實的可能,也會從根本上瓦解廣州未來爆發種族問題的基礎;而這種預判是否會實現,將直接取決于非洲的整體經濟走勢、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情況和廣州未來的對外開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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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問題作為美國社會反復發作的頑疾已經給美國人敲響了警鐘,這讓我們不得不居安思危,謹慎預判中國尤其是廣州在不遠的將來是否具有爆發類似問題的可能。其實這里涉及一個根本的方法論問題,即是否將廣州非洲人視作中國社會中的外來移民(immigrant)。外來移民以“拔根而起”、“一去不復返”地移出原籍國,移入目標國,定居下來并融入當地社會為特征。而從事中非之間國際貿易的非洲商人,在貿易需求、家庭團聚牽引力和簽證壓力的共同作用下,頻繁往返于廣州和非洲之間,他們缺乏融入中國社會的需求,中國法律限制和地方文化排斥也使他們不能融入到中國社會中去,因此廣州非洲人既不是外來移民,也不是能取得公民身份的“非洲裔中國人”,這從本質上區別于在美國的非洲人。非洲人個體在遭遇特殊事件時會產生“廣州非洲人”是種族共同體的想象,但這個共同體不具有任何實體形式。所以就目前而言,廣州非洲人聯合成為種族聯盟促使廣州爆發種族問題的可能并不存在。然而,中國位居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穩定的政治環境以及中國在海外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對外國人(包括非洲人)移民中國的動機、行為的塑造將是長期的。只有當非洲人能夠確保在華穩定居留地位,并且家庭成員均定居中國時,他們才有可能超越群體內部差異結成種族共同體,在中國社會謀求權利和地位,埋下種族問題生根發芽的種子。

作為非移民國家的外國人,廣州非洲人不享有和中國公民等同的任何社會權利和福利,而且更多情況下只是中國法律中被約束和管理的對象。非洲人也未曾將廣州視作自己繁衍生息的新家園,他們的夢想依然根植于國際貿易價值鏈中的中非貿易關系。這種情況下,在廣州居住超過10年和剛來廣州只幾個月的非洲人并無多大差別,因為他們都會體驗到現實生活的不確定性和未來的多種可能性。廣州非洲人,只是中國社會中短暫的存在,他們只是中國現階段參與全球化過程中,在中國社會一隅出現的“過客”。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

[1].2014年6月17日筆者微信朋友圈的觀察筆記。

[2].2014年6月20日筆者微信朋友圈的觀察筆記。

[3].United-states-census-bureau. The Black Population: 2010.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website. 2011-1-1. http://www.census.gov/prod/cen2010/briefs/c2010br-06.pdf.

[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接受普查登記的港澳臺居民和外籍人員主要數據”新華網,2011-4-29.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29/c_121365315.htm.

[5].2014年12月6日在廣州市越秀區環市東路某大廈辦公室的訪談。

[6].2014年5月23日在廣州市越秀區下塘西路金麓山莊的訪談記錄。

[7].2014年1月4日在廣州市白云區廣園中路廣州城市職業學院的訪談記錄。

[8].2013年8月9日在廣州市越秀區登峰街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訪談記錄。

[9].Park Robert E. Race and cul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0: 82~84.

[10].2013年10月15日在廣州市越秀區寶漢直街的觀察記錄。

[11].2014年1月4日在廣州市白云區廣園中路廣州城市職業學院的訪談記錄。

[12].2014年6月17日在廣州市越秀區登峰街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訪談記錄。

[13].牛冬:《“過客社團”:廣州非洲人的社會組織》,《 社會學研究》 2015年第2期。

[14].2014年5月23日在廣州市越秀區登峰街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訪談記錄。

[15].2015年4月26日在廣州市越秀區天秀大廈的訪談記錄。